500年前的明嘉靖二年六月（1523年7月），日本細川氏和大內(nèi)氏兩使團，在抵達浙江寧波后因為勘合符效力之辯而引發(fā)沖突，史稱爭貢之役，又稱寧波之亂。爭貢之役是嘉靖年間影響最大的涉外事件。后世不少書籍，甚至《明史》都認為是該事件導致浙江市舶司罷免。如果查看明代中日原始史料，這其實是一個流傳甚廣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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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督內(nèi)臣主管時期

浙江市舶司的職責是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辯其使者、表文、勘合之真?zhèn)巍＝ǚ?，征私貨，平交易。除此之外，浙江市舶司還專門負責與日本的朝貢貿(mào)易?！痘I海圖編》卷十二記：“洪武初設市舶于太倉，名黃渡市舶司。尋以近京師罷，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又據(jù)仇池石輯《羊城古鈔》卷三記載，“（廣州奉真觀），明洪武三年（1370）改觀為市舶公館”。通過廣東市舶司設置的時間來推斷，浙江市舶司始應設于洪武三年（1370）。明代官制，各省市舶司置提舉一員、副提舉二員。

初版《籌海圖編》卷十二在明代，浙江市舶司是隸屬于浙江布政司的行政機構。然而，永樂元年（1403），內(nèi)臣齊喜出任廣東提督市舶之后，內(nèi)臣提督市舶逐漸常態(tài)化。隨著直隸內(nèi)府的提督內(nèi)臣在地方權力中的不斷加強，很快就越俎代庖，原先的市舶司反而成了內(nèi)臣的陪襯。提督內(nèi)臣凌駕于市舶司之上，體現(xiàn)了明朝內(nèi)廷對朝貢的直接管理。鄞縣籍禮部尚書張邦奇在《甬川集》“西亭餞別詩序（寧波市舶提舉）”提到了太監(jiān)提督市舶后，市舶提舉大權旁落的現(xiàn)象?！懊髦轂I東海，日本夷舶之來于是焉止，故朝廷命中貴（內(nèi)臣）主其事，而提舉市舶之職，率選科目胄監(jiān)士為之……犒待之儀、貢輸之數(shù)主于中官，職提司者不過撿視之而已?！?/p>

《甬川集》“西亭餞別詩序（寧波市舶提舉）”遣明使笑云瑞欣所著的《笑云入唐（明）記》可以直接看到提督市舶內(nèi)臣作為國家代表，主持宴會，接待遣明使團的現(xiàn)象?！熬疤┧哪辏?453）四月二十日，日本國一號船曉沂浙江。平明達寧波府，乃大明景泰四年癸酉夏四月廿日也。內(nèi)官陳大人迎賓。廿一日。陳大人就觀光堂，延待專使、綱司、從僧等……”琉球使團船舶到達溫州后，也是內(nèi)臣代表市舶司去接見?！埃ㄎ逶拢┦铡８媪鹎虼恢坏綔刂?。溫州去寧波五百里。十三日。李內(nèi)官曉發(fā)寧波，起溫州，將賓迎琉球人?！比珪床坏揭惶幪峒笆胁疤崤e。這便是市舶提舉大權旁落的真實寫照。

《笑云入唐（明）記》景泰四年四月二十日條明代國史典籍、地方志書也顯示，提督內(nèi)臣才是市舶司的主導。據(jù)成化《寧波郡志》，太監(jiān)福住曾在浙江市舶司內(nèi)大肆修造建筑，“東西門樓各一座，內(nèi)官福住重建”。《明憲宗實錄》“成化元年（1465）九月二日”條也記載：“浙江提督市舶內(nèi)官福住居寧波，所為多不法……所至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頗禁戢其下，住因誣奏瓚?！?/p>

成化《寧波郡志》爭貢之役誤作浙江市舶司裁撤的原因，是《明史·食貨五》的一個錯誤紀錄，“嘉靖二年……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v觀《明世宗實錄》，沒有夏言涉及市舶司的奏言，也無別人涉及市舶司的奏言?！睹魇雷趯嶄洝贰凹尉杆哪晔辉露铡睏l反而提及：“先是提督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jiān)賴恩比例乞換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diào)官軍，有旨許之……”既然四年尚有提督內(nèi)臣，浙江市舶司顯然并未罷去。

《明世宗實錄》“嘉靖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條鎮(zhèn)守巡按主管時期嘉靖八年三月，明朝改革市舶司管理體制。浙江提督市舶太監(jiān)遭到裁撤，市舶事務由鎮(zhèn)守太監(jiān)兼理。浙江鎮(zhèn)守太監(jiān)的衙門在杭州，兼職負責提督市舶后，在外國使團朝貢期間，需要跑到寧波接見遣明使團。嘉靖十八年，日本遣明使團再次拜訪寧波，就是由鎮(zhèn)守太監(jiān)負責接待。

京都天龍寺策彥周良，先后作為正、副使出使明朝。他以日記的形式對他出使中國期間的經(jīng)歷和見聞所做之記錄，形成《初渡集》《再渡集》。嘉靖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周良進入鎮(zhèn)海（明稱定海）港，見到了“（船舶）總別三千艘有之，列于港口”。此種情形，怎么也不會存在關閉海關、禁止貿(mào)易的場景。

《初渡集》嘉靖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條周良進入寧波城后，拜訪了浙江市舶司，見到了該衙門的建筑布局?！傲滤贰卧勌崤e司，總門榜‘提舉司’三大字。各到堂前四拜如恒，有吃茶。堂里顏‘保民堂’之三大字。顏‘正心堂’三大字。入門數(shù)步而有石牌，書‘公生明’三大字?！逼咴鲁跻?，他又記載：“次詣提舉司講禮。有一門揭‘浙江市舶司’五大字。又當時出人門額‘提舉司’三大字。”

《初渡集》嘉靖十八年六月一日條周良所見主管市舶司的明朝大員就是鎮(zhèn)守太監(jiān)?！冻醵杉酚涊d:“嘉靖十八年六月八日?！辜坝枰韵鹿賳T受太監(jiān)命出城外。太監(jiān)、海道、知府、知縣等就假屋盤驗貢物并諸役者物件……太監(jiān)將至之頃。其化儀大嚴。擊鼓者數(shù)輩，列于左右。又樂人奏樂。其次有捧二牌者，一書‘肅靜’二大字，一書‘回避’二大字。又有背鑰牌者，有‘總鎮(zhèn)府’三大字。”太監(jiān)還向使團發(fā)了諭文，“欽差鎮(zhèn)守浙江等處地方兼管市舶事務御馬監(jiān)太監(jiān)劉諭：使臣碩等越海而來。效順上國……今遣提舉魏璜專以存慰”。從諭文可知，鎮(zhèn)守太監(jiān)在勘合貿(mào)易體系中取代了提督市舶太監(jiān)地位，成為市舶司新的事實主管。當月十五日，使團也是直接向鎮(zhèn)守太監(jiān)呈書，要求早上京進貢。

《初渡集》嘉靖十八年六月八日條除了內(nèi)府的鎮(zhèn)守太監(jiān)外，來自中央的浙江巡按御史也要參與勘合貿(mào)易。明朝在各省鎮(zhèn)設置總督、巡撫、總兵之前，巡按御史名義上是一省最高官員。巡按御史作為中央欽差，涉及朝貢的勘合貿(mào)易屬于朝廷重大事務，參與其中乃理所當然之事。嘉靖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御史大人自杭州而來。十六日。昧早，正使及予，兩居座、兩土官及二號、三號役者謁御史大人?！薄冻醵杉芬灿醒舶从穮⑴c堪合貿(mào)易的記錄?！柏ニ娜?。預卜今日將盤東庫貢物。御史有微恙，故延遲。知府致牌。云云。都察院今日未得盤驗。俟有定期，再與說知。不必懸待?！テ呷眨５?、布政司、都司、御史等大官臨盤驗物?！庇纱丝芍?，巡按御史不在的情況下，省、府兩級地方官是不能盤驗貢品、商品的。

是年九月二十二日，巡按御史在寧波鼓樓后的御史行臺官邸接見了使團，除了審查進貢事情外，還詢問了爭貢之役事件。“廿二日。齋后，謁御史大人于柏臺（御史臺雅稱）。正使及予、兩居座、兩土官偕至，查審今次進貢顛末并宋素卿等事?！?/p>

明浙江巡按御史行臺恰好在當年四月，彗星出現(xiàn)。迷信的明世宗從五月開始，下令裁撤各地鎮(zhèn)守內(nèi)臣。之后，各地市舶司的實際主管機構又發(fā)生變更。策彥第二次到寧波時，所見到的浙江最高官員成了巡撫朱紈?？偠窖矒嶂鞴軙r期

嘉靖二十六年，大內(nèi)氏寶庫里的勘合符失竊。當主大內(nèi)義隆唯恐別人拿著勘合符“偽貢”，委托策彥周良擔任正使，提前兩年進貢。策彥帶著4艘貢船，637名伴隨人員來到寧波洋面后。明朝地方政府認為日本使團未及期，無堪合表文，人、船又過額，不符合規(guī)定。在寧波的各級官府不斷發(fā)文阻攔，讓他到達規(guī)定日期后再進貢。

與此同時，明朝為了平滅葡萄牙走私商的基地雙嶼港，設立了浙江（閩）巡撫，統(tǒng)轄浙江及福建的政治、軍事、監(jiān)察大權；并調(diào)任南贛巡撫朱紈為首任浙江巡撫。寧波各衙署也不敢擅自做主，要求周良等候巡撫朱紈的意見，并向遣明使團發(fā)了一系列公文。這些公文目前保存于日本芳洲文庫，日方稱之為《嘉靖公牘集》?！都尉腹珷┘肥沼兄芰急４娴膶幉ǜ餮檬鸸?7份，其中浙江市舶司公文5份。浙江市舶司在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發(fā)出“浙江市舶提舉司給牌”一文，明確指出浙江巡撫成為市舶司的最高主管官員?！罢憬胁疤崤e司為夷倚事……先蒙欽差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案驗?！薄对俣杉酚涊d，是年五月十日，使團進入寧波府城。周良帶領使團成員“拜謁撫臺臺下……撫臺自把筆問，今次進貢顯末”。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浙江市舶提舉司給牌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有距今時間最近的浙江市舶司公文“蔣洲咨文”。從此公文亦可看到，市舶司由浙江督撫直接管理。嘉靖三十四年，時任浙江巡撫胡宗憲以浙江市舶司提舉陳可愿、蔣洲為正副使者，從鎮(zhèn)海出發(fā)，投書各地日本大名，要求禁止屬民到中國沿海進行掠奪。公文中所奉命的“欽差督察、總制、提督浙江等處軍務各衙門”分別指的是督察軍務趙文華、浙直總督楊宜、浙江巡撫胡宗憲三位中央大員。

蔣洲咨文成書于嘉靖三十九年的《寧波府志》，修書人物還出現(xiàn)了市舶司官員姓名“預修市舶提舉司提舉仲祚”。這說明嘉靖年間浙江市舶司一直存在著，并未裁撤過。

嘉靖《寧波府志》隆慶（1567）改元不久，開放月港，史稱“隆慶開關”。隆慶開關被很多人視為明朝開放的標志。其實不然，恰恰是“隆慶開關”關閉了明朝先前最重要的貿(mào)易機構浙江市舶司。月港開放的力度極小，只允許漳州、泉州商人在此與海外商人（但禁止日本）進行貿(mào)易。同年九月，浙江市舶司罷設。萬歷《大明會典》“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條下注釋有“舊有市舶提舉司一，隆慶元年革。”罷設的原因無它，“蓋以寧波亦近畿甸（南京）, 為奸民防也?！保ㄉ虻路度f歷野獲編》）

萬歷《大明會典》“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條《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歷二十七年（1599）二月二日，為了增加內(nèi)府收入，“以百戶張宗仁奏復置浙江市舶，遣內(nèi)官劉成征收稅課?！?明神宗派遣內(nèi)臣到各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中包括重新設置浙江市舶司。當月十日，寧波籍宰相沈一貫上奏建議重新關閉浙江市舶司。“定（鎮(zhèn)）海一關，不過本地魚船，及近境商船出入。軍門（巡撫）訊察非常，因而稅之，大抵不過千兩……恐利未得而徒褻朝命，辱國體也。乞收回成命。”從奏文可見，浙江市舶司裁撤后，由浙江巡撫直接管理海上貿(mào)易，貿(mào)易只限定海關一關，不能進入浙江腹地。位于鎮(zhèn)海的浙江巡撫府距離定（鎮(zhèn)）海關不過一里地，從中也可看出明后期對浙江貿(mào)易的嚴格管控。

《明神宗實錄》“萬歷二十七年二月二日”條

清末鎮(zhèn)海城地圖，清校士館即明巡撫府舊址，稅關弄即明定海關舊址。萬歷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駕崩，遺詔要求裁撤各地稅監(jiān)、礦監(jiān)。浙江市舶司應該也是這個時候被再次裁撤的。在此后的《明實錄》及其他文獻中找不到浙江市舶司的記載。從天啟年浙江巡撫蘇茂相《候濤山（招寶山）憑虛》詩句“九譯終來貢圣王”判斷，定海關應該保留了朝貢功能。不過，“三千艘列于港口”的畫面再也不會在明代出現(xiàn)了。(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chuàng)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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