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弋舟（小說家、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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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以魯迅的《狂人日記》為標記，“現(xiàn)代小說”這一強勢文體正式邁開了她的中國征程。一百多年來，與中國邁向現(xiàn)代性的步履同頻，中國現(xiàn)代小說同樣肇始于對世界的全面學習。在這長達一個世紀的真誠學習中，中國文學獲益良多，同時又日益感覺到其與我們的集體經驗和生命感受在某種程度上的違和。最為關鍵的還在于，相較于我們這個如此古老與悠久的文明，“現(xiàn)代小說”終究需要完成“中國化”，以期更為準確地回應中國人自己的現(xiàn)實，契合中國人自己內在的審美特質。
這個判斷，想來如今已有不少相近的觀點，但觀點的形成與佐證，尤為需要具體實踐的印證與激發(fā)?；氐轿膶W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場，我們需要有具體的作品來達成認知的共鳴。阿瑩的長篇小說《長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恰好回應了我對“小說藝術‘中國化’”這一命題的思考。
這部小說，凡50萬字，我通讀了兩遍。是什么驅使了我的閱讀？當然，這是一個“工作”，對于重要作品，我需要去閱讀；并且，再次閱讀，也是帶著“問題”的，我意圖在作品中讀出文學創(chuàng)作現(xiàn)場闕如的某些因素。但最為根本的是，我被作品本身所吸引，是那種我們稱之為“快感”的閱讀感受。這更多是受著感性的支配，其中“感性”亦可置換為“文學性”。
當我將這次閱讀體驗里的“感性”與“文學性”掛起鉤時，我知道，我已經面臨著某種文學觀念的辯難。那個似乎已根植在我們的教科書里，根植在我們的審美準則中、鐵律一般的“文學性”，長期以來左右著我們的基本判斷。以此，我們可以罔顧一部作品的廣泛流傳，甚至罔顧自己在閱讀時的“感性”反應。我們長期所倚重的，實則都是某種“他者”的標準。我絕非要否定“他者”對于我們的意義，我想要說的是：如今，困擾著我的，也許是“我”在哪里。
這次，我在《長安》中看到了“我”。這個“我”，當然首先關乎我的個人經驗。作品中所描摹的那座軍工大廠，直接與我的生命經驗吻合，它在現(xiàn)實世界中，就坐落在我童年的生活環(huán)境中。由此，我才能讀出阿瑩是以相當準確的筆墨、相當標準的“現(xiàn)實主義”筆法，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物理的世界。其次，這個“我”也關乎“我們”共同的經驗。這個“我們”，對應著的是共和國的人民記憶。在這個意義上，《長安》是一部共和國完成自身工業(yè)化的歷史，而這段歷史的波瀾壯闊與風起云涌，放在整個民族的歷史進程中來看，都有著非凡的書寫價值。再次，也是一部文學作品最為至要的，這個“我”，神奇地對應了一個中國讀者內在的審美密碼。
閱讀《長安》，我讀出了《水滸傳》這般的“中國式”筆法。如果說，小說中對于人物的塑造，遵循了“現(xiàn)代小說”的一些規(guī)律，它更多是以一種“繡像式”的中國筆法在描摹著諸多的人物。忽大年、忽小月、黑妞兒、黃老虎、連福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幾無西方作品的范式，他們更像是傳統(tǒng)文學中依賴繪畫手段“頁子”造像一般的人物：不做過度的人為評價，少有冗長的心理分析，每個人都是行動著的，并且由行動本身表達著自己，以此構成了唯有“故事性”才有的吸引力，并且，在行動的故事中，天然而然地具備了人的個性美。
及此，我想到了創(chuàng)刊于1903年的《繡像小說》。李伯元主編的這本中國近代小說期刊，宗旨明確：發(fā)揮小說的“化民”功能，便于群眾閱讀理解，努力使小說通俗化，在所載小說每回正文之前，增以繡像，配合小說故事內容。其所刊小說內容廣泛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和腐朽現(xiàn)象，意在使人民群眾脫離愚昧走向清醒的境地，了解并憎惡現(xiàn)實，利于改革現(xiàn)狀，自求生存。
“便于群眾閱讀理解”“使小說通俗化”，這些指標是不是與我們所秉持的某種小說觀念相左？當一百多年前的李伯元立志如此“化民”之時，是否也要經受那個“文學性”的捶打？而對于《長安》的閱讀，令我不能不重新反思某些既有的立場。當我們因了“文學性”之名，多多少少拒絕“群眾閱讀理解”與“小說通俗化”的時候，是否已經暗自將自己放在了“化民”之“民”的外面？這個“民”，難道不是“我”，不是“中國人”嗎？
歷史經驗不是簡單的重復。于今，中國人所面對的世界，也早非光緒二十九年，但“中國性”這樣的命題，從來都不應該脫離我們的視野。“便于群眾閱讀理解”“使小說通俗化”這樣的問題，《長安》都給出了富有啟迪的答案。閱讀這部作品，你絕不會有理解上的困難，如果閱讀的快感即是“通俗化”的表征，那么，“通俗化”就不應當被粗暴地否定。這部長篇小說正是以這樣一種有別于“現(xiàn)代小說”念茲在茲的那種“文學性”，實現(xiàn)某種中國化了的文學性。
長久以來，我們的文學被賦予“載道”的重任，但實踐起來，時時感到力不從心，那么，是不是我們所秉持的某種“文法”，與我們的所欲之“道”，有著某種天然難以匹配的方向？解決這一文學困局，也許能夠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中獲得啟迪。中國式的、繡像的、便于理解的《長安》，給出了一個方案：原來，歷史變局的敘寫，宏大的時代主題，復雜的人性想象，是可以這般符合中國人內在文化觀與審美習慣地來表達。而且，在充分表達“人”的同時，也能夠充分地表達出時代的主體意志，在通俗化的表現(xiàn)形式中，也能高揚壯烈的犧牲精神與理想主義的道德訴求。
《光明日報》（ 2022年06月29日?14版）
[ 責編：楊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