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楊芹（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

朱熹最重要的思維方式之一在追本溯源、格物窮理，這種思維方式投射到詩學領域，主要體現(xiàn)為對詩歌的本質、終極價值、終極影響因素、終極審美理想的探索與認定。就影響因素而言，朱熹認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綜合素養(yǎng)對詩歌成就具有決定性作用，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資料圖)

首先，朱熹認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德業(yè)情操尤其是對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的態(tài)度從根本上決定了詩歌的品位與傳世價值。淳熙十二年（1185年）二月他在《向薌林文集后序》中傳達了兩層意思，一是明確宣示了自己的價值觀，認為“天命民彛、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乃古今大節(jié)大義之所在，“大者既立，而后節(jié)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若大節(jié)有虧，小節(jié)小義、詩詞文章便無足掛齒，此乃古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之說在朱熹思想中的投影。在其看來，紀逡、唐林縱有忠直苦節(jié)之名，王維、儲光羲之詩縱有修然清遠之貌，一旦失身于王莽、安祿山政權，那么他們窮盡終身辛勞所獲得的一點能夠流傳后世的名節(jié)與詩歌也不過是供后人嗤笑的談資罷了，與之相比，張良、陶淵明、向子[~符號~]這些始終秉持君臣父子之大倫大法者才是真正的大節(jié)大義之士，他們的節(jié)概文章才真正具備不朽的傳世價值。二是認為創(chuàng)作主體本身的德業(yè)情操決定了其詩歌品位，比如陶淵明平生雖無多少功名事業(yè)可言，但他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而不肯屈從劉宋政權的高情大義投射于詩歌之中，其詩便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向子[~符號~]比陶則又多了一份施展抱負的機會，他一生不僅始終固守君臣大義，而且以重臣之位為國家社稷立下汗馬功勞，即便病重垂死之際仍堅持勸諫君王勿忘國恥與復國大計，中年雖自放于江湖之上，終不失其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而這種大氣魄注入詩歌之中，“雖世之刻意于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在朱熹看來，向子[~符號~]能夠為詩歌注入“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其絕俗離世之舉或發(fā)興吐詞之工，而在其烈烈德業(yè)。正是德業(yè)在前，絕俗離世之舉、發(fā)興吐詞之工才真正有所依托而不至流于虛妄卑弱，這也是朱熹詩學思想的時代價值與歷史價值之所在。

其次，朱熹認為創(chuàng)作主體內在的情性資稟與胸襟氣度決定了詩歌的風韻氣骨與言辭風貌。如弟子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熹答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朱子語類》卷25）慶元四五年間又云“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么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概，便有帝王底氣焰！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jù)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140）所謂“本相”，在此指個體的真實情性與真實意志。在他看來，陶淵明本非平淡之人，故而不可能寫出真平淡之詩，平淡只是其詩歌的表象，陶氏內心的本象決定了其詩歌根底上的真豪放；同理，唐明皇詩歌之所以呈現(xiàn)出飄逸的大氣魄，亦是源于其內在資稟的英偉豪邁，同樣是送賀知章詩，朝臣便寫不出明皇詩中的帝王氣韻?；谶@種觀念，朱熹不僅提出“詩見得人”說，還將詩歌的語言風貌、內容意旨作為推斷作者身份之依據(jù)，認為“《大雅》非圣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風》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語類》卷80、81）。

再次，朱熹認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學養(yǎng)決定了詩歌創(chuàng)作能力。其晚年曰：“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fā)為好文章，詩亦然?！保ā墩Z類》卷139）這番話后世多理解為“只要明理文章自然就好”，但實際上“明理”“自然發(fā)為好文章”的前提皆在于“主乎學問”，朱熹強調的是學養(yǎng)功夫。他認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與其枉費氣力去學寫文章，不如將重點放在讀書問學上，學養(yǎng)深厚則事理洞明，寫起詩文自然得心應手。這種思想朱熹還有許多類似表達，如“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fā)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fā)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zhí)筆以習研鉆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語類》卷139）

最后，朱熹認為詩人創(chuàng)作時是否擁有“虛靜而明”的心境決定了詩歌的精妙與平庸：“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個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個只是心里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里鬧，如何有此意？”（《語類》卷140）在他看來，事情做不好是因為“不識”，“不識”的原因在于“不明”，而“不明”則因“心里鬧”“不虛靜之故”。即便是百工技藝，也唯有“心虛理明”，方“做得來精”。作詩亦是如此，唯有“虛靜”方能“做得成詩”。

綜上可知，朱熹分別從個體的德業(yè)情操、情性資稟、胸襟氣度、學養(yǎng)積淀、創(chuàng)作心境等方面凸顯了創(chuàng)作主體對詩歌之品位、價值及審美風貌的決定性影響。在其看來，創(chuàng)作主體的綜合素養(yǎng)是決定個體詩歌成就的內在因素與首要條件，這種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紹熙二年（1191年）夏其《祭南山沈公文》一文中：

（沈公）氣象嚴偉，凜若泰山之不可踰；而情性端靜，劬然蠹魚之生死于書。家徒長卿之四壁，而清恐人知。嗟乎叔晦！學問辨博，識度精微。官止龍舒之別乘，而才實執(zhí)政之有余。人皆戚戚，君獨愉愉。人皆汲汲，君獨徐徐。而惟以道德為覆載，以仁義為居諸，以太和為扃牖，以至誠為郭郛。至于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緒余也。

在朱熹的人物評價體系中，較為鮮明的特點是以“氣象”論人，首論道德、情性，次而學問、識度，次而才華、事業(yè)，最后才是詩詞文章。在其看來，詩詞文章是個體素養(yǎng)水到渠成的結果，品性、學識、才華、事業(yè)不僅決定了個體的氣度風貌，“至于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緒余也”，換言之即創(chuàng)作主體的綜合素養(yǎng)之于詩文乃是根與花、源與流的關系。因此，朱熹論詩文往往更為看重創(chuàng)作主體的修養(yǎng)，其次才是作品的審美風貌，認為前者乃后者的根本，有前者方有后者。

實際上，強調創(chuàng)作主體綜合素養(yǎng)對詩歌的決定性意義并非朱熹的個人獨見，蘇軾“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送參寥師》）、陸游“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示子遹》）、嚴羽“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及其至”（《滄浪詩話》）所表達的意思與朱熹相似，不同處在于就創(chuàng)作主體的綜合素養(yǎng)而言朱熹更為強調“德”的首要地位，認為“德”對詩歌的品位與傳世價值具有一票否決權，而“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作為“德”的第一要義，不僅對內可體現(xiàn)為性情上的溫厚寬和，對外亦可發(fā)散為詩歌的詞氣義理之美。這種詩學觀念不僅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而且對于當下詩壇與時代風氣也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因為詩歌永遠應該是培育人們具有健全人格、高尚境界與審美情操的藝術樣式，拋開對人的培育而僅僅關注文字的表達技巧與藝術效果，即便不說是舍本逐末，對于詩歌的理解至少也是殘缺的。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26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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