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足跡對當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推動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400年前，中國文化通過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譯進入了西方文化，開啟了西方對東方和中國的理解。16—18世紀，西方出版的關(guān)于中國研究的各類圖書多達上千種。然而，很多翻譯的中國典籍是經(jīng)過加工的，不能真實反映中國文化。
盡管如此，由于當時中國的富庶和強大，對世界初期全球化發(fā)揮重要作用，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浪漫的崇拜。例如，伏爾泰指出，中國人的歷史書中沒有任何虛構(gòu)，沒有任何奇跡，沒有任何得到神啟的自稱半神的人物。這個民族從一開始寫歷史，便寫得合情合理。萊布尼茨則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終于匯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Tschina（當時‘中國’的讀音）猶如‘東方之歐洲’。這是命運之神獨一無二的決定，其目的就是當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的時候，也會把它們兩者之間的所有民族都帶入一種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這時的歐洲思想界充滿了對中國文化的敬仰。
19—20世紀初，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典籍的外譯仍在繼續(xù)，少數(shù)優(yōu)秀華人譯者如陳季同、辜鴻銘等所做的翻譯雖有限，但值得褒揚。陳季同是近代東學西漸第一人，他將《聊齋志異》譯成法文，命名《中國故事》，于1884年在法國巴黎卡爾曼出版社出版，成為介紹中國文化的西洋暢銷書，該書后來被譯成英文版本。之后，陳季同還用法文發(fā)表《中國人自畫像》《中國戲劇》《中國人的快樂》《我的祖國》等，把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國戲劇介紹給西方讀者。
號稱“清末怪杰”的辜鴻銘為消弭誤解，讓西方民眾了解中國文化的璀璨，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翻譯了《論語》《大學》和《中庸》。此外，辜鴻銘還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向西方人宣傳孔孟哲學、東方的文化和精神，使西方人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20世紀初，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際，當時的文人志士嚴復、林紓等紛紛極力譯介西方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不諳外文的古文家林紓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大無畏地登上翻譯的舞臺，與他人合作，成功地用文言文譯介180多種域外小說，達到醒民教化的目的；同時其譯作促使民眾思想解放，也推動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的進程。
近百年來，在追求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我們?yōu)橹鴩腋粡姟⒚褡鍙团d，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20世紀上半葉以來，中國文化典籍外譯的主體包括國內(nèi)學者、國外漢學家等。英國第二代漢學家亞瑟·韋利專注研究諸子百家，1934年出版專著《道德經(jīng)探源》，之后翻譯《論語》（譯注本）、《西游記》；英國第三代漢學家霍克斯翻譯了《楚辭》《紅樓夢》，1973年《紅樓夢》英文全譯本在企鵝出版社出版，在西方世界產(chǎn)生了轟動效應(yīng)。20世紀下半葉，西方的漢學研究主場轉(zhuǎn)向美國，中國文化典籍在西方的傳播也由譯介轉(zhuǎn)向翻譯與研究。例如，美國著名漢學家康達維在其著作《漢賦：楊雄賦研究》中辯證了《長門賦》的真?zhèn)危接懥恕顿x篇》之“賦”名的起源，探究了《戰(zhàn)國策》中的游說詞；斯蒂芬·歐文編譯了《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出版了《孟郊與韓愈的詩》；劉若愚出版了《李商隱研究》；保羅·克羅爾和瓦格納出版了《孟浩然》《王維》；柳無忌和羅郁正英譯了詩詞曲集《葵曄集》。
同一時期，也出現(xiàn)了一批優(yōu)秀的中國學者、譯者，從事中國文化外譯和傳播。例如，賀敬瞻譯介了《聊齋志異》，林文慶翻譯了《離騷》，劉師舜翻譯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師說》等等。新中國成立后，典籍外譯受到高度重視，國內(nèi)杰出翻譯家和翻譯作品不斷涌現(xiàn)。例如，楊憲益與戴乃迭夫婦翻譯并出版了《中國古代神話選》《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詩經(jīng)選》《史記選》《唐代傳奇選》《長生殿》《牡丹亭》《西游記》《儒林外史》《老殘游記》《紅樓夢》；許淵沖教授翻譯并出版了《詩經(jīng)》《楚辭》《唐詩三百首》《蘇東坡詩詞選》《宋詞三百首》《西廂記》等；汪榕培教授翻譯了《老子》《莊子》《墨子》《詩經(jīng)》《易經(jīng)》等，還譯介了《牡丹亭》《紫釵記》《蘇劇精華》《昆曲精華》經(jīng)典戲劇。21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典籍的外譯及其研究蓬勃發(fā)展，許多高校把中國文化典籍外譯設(shè)為碩士、博士的研究方向，典籍翻譯及其研究的學術(shù)研討氛圍濃厚。
縱觀中國典籍外譯的經(jīng)典之作和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效應(yīng)，不難看出成功傳播中國文化的關(guān)鍵所在：熟練掌握中外語言及文化，熟知中外文化差異及各自的優(yōu)劣；采用靈活多樣的翻譯策略，力求在思想上忠實原文、表達上通俗曉暢、形式上巧妙變通；在中國文化走出去與中西方文化關(guān)系制約之間作出理性權(quán)衡。為此，在當今國家倡導為世界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時代背景下，文化傳播者對中外文化要知己知彼，講好中國故事既要創(chuàng)新方式方法，把“陳情”和“說理”結(jié)合起來，讓中國聲音贏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和認同，又要注重中外融通，把握國外不同受眾的習慣和特點，把我們想講的和國外受眾想聽的結(jié)合起來，把“自己講”和“別人講”結(jié)合起來，使中國故事為國際社會和海外受眾所認同。
（作者單位：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本文系2019年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大項目FJ2019JDZ039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