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傳統(tǒng)與經(jīng)典生成”專題】

著述的動機及目的何在，著書立說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著述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對社會生活有什么樣的影響？各種著述思想的產(chǎn)生、發(fā)展、延續(xù)，有無貫穿中國古代歷史始終的規(guī)律性？

著述思想研究：問題的提出與解決

作者：劉暢（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著述的動機及目的何在，著書立說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著述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對社會生活有什么樣的影響？各種著述思想的產(chǎn)生、發(fā)展、延續(xù)，有無貫穿中國古代歷史始終的規(guī)律性？

“中國古代著述思想”之提出，是嘗試著從一個較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用盡量貼近中國古代文化原貌的概念、方法來做一種還原工作。其基本思考和相關(guān)表述詳見筆者已出版的《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1年），茲不展開。依筆者淺見，本研究目前需要解決的主要有如下問題：

獨立與交叉的關(guān)系問題。著述思想的價值在于其或可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范疇，但是也不能忽略它與相關(guān)學科的密切聯(lián)系。在此，與其關(guān)系最近的是文學、史學、文獻學、寫作學、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這幾個領域。因為，著述思想目前研究的也曾是此前這些學科的研究對象，因而如何讓“著述思想”獲得“獨立性”又避免由于交叉所導致的重復性研究是該研究要解決的一大問題。我們認為，該研究的獨立性在于：它主要側(cè)重關(guān)注“著述”這種文化行為中所體現(xiàn)出的“思想”，二者缺一不可。著述思想，簡而言之，就是人們對著述這種文化行為的思考與想法：著述的動機及目的何在？著書立說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著述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對社會生活有什么樣的影響？著與述，即創(chuàng)新與承襲的關(guān)系是什么？述而不作，與作而不述，二者各有何優(yōu)劣短長？各種著述思想的產(chǎn)生、發(fā)展、延續(xù)，有無貫穿中國古代歷史始終的規(guī)律性？如果有，它具體是什么？如果有，決定這種規(guī)律的內(nèi)部因素及外部環(huán)境條件又是什么？依此可以看到，有時好像討論的是某個特定領域的問題，實際上其本質(zhì)是“著述思想”問題。例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論述的“作”與“述”、“著述”與“比類”、“藏往之學”與“知來之學”的問題，盡管發(fā)端于史學，實際上已經(jīng)超越了史學，涉及到“述而不作”中的“述”（即因襲）與“作”（即獨創(chuàng)）的關(guān)系問題。所以，應視為一種“著述思想”而非“史學思想”。

以何為綱的問題。著述思想研究，究竟以何為綱？以人為綱，還是以命題為綱？還是人與命題兼顧？目前看，人與命題兼顧似乎可行。已經(jīng)面世的《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研究》基本是以某人提出的某種主張來帶動一個個命題或?qū)W說，并使之有所延深：例如穆叔與“三不朽”之說，孔子與“述而不作”之說，莊子與“三言”著述方式，曹丕與“文章經(jīng)國”之說，劉勰與“唯務折衷”之說，蕭統(tǒng)與“愉玩”之說等。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有時人與命題關(guān)系很近，例如孔子與“述而不作”、莊子與“三言”；有時，人只是命題提出的一個由頭，例如穆叔與“三不朽”之說。還需要注意的是，總結(jié)概括出一個命題之后，既要入乎其內(nèi)，即把概念、文獻記載、材料梳理一一搞清，又要出乎其外，嘗試著有意跳出這個命題，使之具有相對普遍意義和歷史貫通性，例如“述而不作”這個命題，它同“三不朽”或“立言不朽”一樣，是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的重鎮(zhèn)，具有極強的歷史貫通性及普遍指導意義，直至今天我們的文化中還有它的影響痕跡。

“思辨索原”或“理論還原”的問題。羅宗強先生曾指出，古代文學研究需要兩個層次“歷史的還原”，一是“史料的還原”，二是“思辨的索原”。前者注重對原始材料的正確解讀，后者則注重發(fā)現(xiàn)史料間的內(nèi)在邏輯聯(lián)系，得出符合歷史真實的結(jié)論，因而是一種廣義的、更高層次的“還原”（詳見《宋代文學思想史序》）。索者，求也，思也，探也；較之歷史還原，思辨式的索原是一種索解史料間邏輯聯(lián)系、構(gòu)建新的學術(shù)體系的主動突破精神。研究中國古代著述思想，這兩個層面的“還原”都要涉及，且密不可分，即思想方法與概念命名同時誕生。換言之，這一研究在思考“史料、概念還原”之時實際上已經(jīng)涉及了“思想、思辨還原”的問題。這個層次的“還原”注重在古代材料之間建立新的聯(lián)系，提出新的概念、范疇或命題。例如，在探討《莊子》寓言隱喻著述思想的同時，本研究將其與筆者正在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思想修辭——聯(lián)系起來，認為：寓言隱喻，作為莊子運用十分嫻熟并臻于爐火純青的著述方式，無疑有著很強烈、鮮明的修辭色彩，因為寓言歸根到底是一種比喻的藝術(shù)，只不過比體和喻體有所區(qū)別，而比喻無疑是一種最為常見的修辭格。但是，像莊子這樣以寓言隱喻貫通全書的修辭，又明顯超越了純粹語言層面的修辭。于是，就涉及要區(qū)分一般意義的修辭和莊子這樣將其作為一種整體構(gòu)思和思維方式的修辭。本書傾向于將前者視為語言修辭，而將后者視為思想修辭。于是，由莊子寓言隱喻的著述思想發(fā)軔，可以延伸思考一種思維方式與修辭方式的交叉范疇——思想修辭。尤其考慮到有關(guān)“廣義修辭”或“大修辭”的研究在國內(nèi)剛剛起步，由《莊子》“寓言隱喻”出發(fā)而提出“思想修辭”，或有更大的價值與意義。

應添補的幾個重要命題。說到“兼顧以人和命題為綱”，僅就《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研究》來看，就不乏遺珠之憾。我們認為，如果是一個成系統(tǒng)、完備的“中國古代著述思想”，至少還有以下命題需要納入：一是孟子“予不得已”之說，二是司馬遷“發(fā)憤著述”之說，三是韓愈“不平則鳴”之說，四是歐陽修“窮而后工”之說，五是中國注疏之學及乾嘉學派所反映出的“以述為作”思想。孟子的著述思想可概括為“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集中表述在這段話中：

“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瓧钅啦幌ⅲ鬃又啦恢?，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乙嘤诵?，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保ā睹献印る墓戮湎隆罚?/p>

其所體現(xiàn)出一種積極主動的“作而不述”精神，與孔子之“述而不作”大異其趣。史載，明太祖朱元璋讀《孟子》，深感不悅：“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書入諫曰：‘臣為孟軻死，死有余榮?！瘯r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jié)文》云?！保ā睹魇贰ゅX唐傳》）可以說，從著述思想角度出發(fā)，傳統(tǒng)文化中與孔子“述而不作”形影相隨的，還有一種“作而不述”的傳統(tǒng)，其特點是堅持“作”的個人獨立性、原創(chuàng)性，并具思辨、批判色彩。補充上這些命題，“著述思想研究”才顯羽翼豐滿、體系完備。

應特別關(guān)注先秦時期子學中所蘊含的著述思想。因為它是著述思想的發(fā)軔時期，是“立言為公”向“立言為私”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時期，洵如章學誠所論：“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保ㄕ聦W誠《文史通義·經(jīng)解上》）正是在此期，才真正出現(xiàn)了表達自己個人思想見解的獨立的“作者”和私家著述——“然則著述始專于戰(zhàn)國，蓋亦出于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保ㄕ聦W誠《文史通義·詩教上》）其實，如果細心尋繹，先秦諸子著書立說的背后，都有一個“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得不然”存在。

同時也要關(guān)注形成某種著述思想的多元社會文化背景。以命題和問題為綱，還應看到：思想和觀念形態(tài)并非只是抽象的存在，探討一種思想的形成，除了作者直接展示的成型的文獻材料之外，還要注意到其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比如，又如，“唯務折衷”，作為一種著述思想觀念，其形成與劉勰所處的社會地位有著密切聯(lián)系。因此，探討“唯務折衷”問題，不僅要尋繹概念、范疇之間的聯(lián)系，也要注意社會地位、社會距離等因素的影響。劉勰與當時領袖文壇之“時流”的距離，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邊緣性角色的微妙狀態(tài)。如能對這種邊緣性狀態(tài)把握準確，分析透徹，無疑就找到了剖解劉勰“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鑰匙。

要之，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及觀念形態(tài)，“中國古代著述思想”已經(jīng)提出，并初具形態(tài)，但作為一種完備、成熟、為學界所接受的解釋體系，距離尚遠。“中國古代著述思想研究”要達到一個成熟、理想的邏輯自洽體系還有一段“漫漫而修遠”的路要走。充實完善，有待來哲。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15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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