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利用商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先秦史收獲頗豐——

青銅器銘文與古史新證

作者：曹錦炎（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教授）

王國維先生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即以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和傳世文獻互證，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不二法門。新中國成立以后，學者們利用商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先秦史，新知疊見，收獲頗豐。今擇其要者，結合拙見，以作介紹。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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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6年12月，位于陜西省周原遺址內的扶風縣白家村南，發(fā)現一處窖藏青銅器，共103件，其中有銘文者多達74件。據銘文內容，是西周微氏家族幾代人的藏品，史墻盤即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件國寶級青銅器。器主“史墻”是西周中期周王朝的史官，祖先于武王滅商時投奔周王并供職朝廷，其后人遂世襲為史官。

史墻盤銘文共284字，內容分上下兩篇。上篇所述自周文王始，至時王（周恭王）止，稱頌七代周王的功績。下篇所述自微氏高祖始，記載五代祖先事跡，最后至史墻本人，以自贊模范表率和求福之辭結束。內容翔實，評述得體，詞匯豐富，不亞于《尚書》一篇。

史墻盤出土和銘文資料公布后，學術界討論熱烈，前輩、時賢發(fā)表的許多優(yōu)秀文章，對其宏旨大義，抉發(fā)殆盡，尤其是對西周前期的歷史，使我們更增添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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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為西伯，僻處西陲，在與強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與周邊諸小國家和平共處，逐漸形成政治合力圈，史墻盤銘文稱文王“盩和于政”，因此受到“上帝降懿德”和“大甹（屏）”，能夠“匍（撫）有上下，?受萬邦”。突出其在政治上的“和”，在今天仍有啟迪作用。

武王滅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歷史事件，《書·顧命》稱“用克達殷，集大命?！薄墩x》謂“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主?！苯私忉尅渡袝贰斑_”字，多讀為“鞭撻”之“撻”。史墻盤銘文稱武王“遹征四方，達殷?（悛）民”，是說武王征服四方，鞭撻商國，使其民改正向善，可見“達”確當讀為“撻”，知舊訓“達”為“通”非是。史墻家族本為殷商遺民，故而用隱晦筆法記錄此段歷史。

昭王十六年、十九年兩次親征楚國，目的是保障中原王朝獲取長江中下游青銅礦產資源的南方道路（即曾伯（圖1）簠銘文所說的“金道錫行”）暢通。結果“喪六師于漢”（《初學記》卷七引《古本竹書紀年》），昭王“沒于水中而崩”（《史記·周本紀》正義）。史墻盤銘文稱昭王“廣能（懲）楚荊，唯奐南行”，是說昭王懲伐楚荊，使“南行”即南方通道擴大暢通。此既頌揚了昭王的功績，也為尊者諱“喪六師于漢”及“沒于水中而崩”之恥，隱惡揚善，不愧為史家手筆。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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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禹治水傳說，記錄的是中國上古史中的一件偉大事件，《尚書·禹貢》載：“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薄稌颉芬舱f：“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庇硎鞘芴欤ㄉ系郏┑拿钊テ揭趾樗⒄泶蟮氐?，見《尚書·洪范》箕子之言：“我聞在昔鯀陻（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庇淼氖论E，從《詩》《書》《山海經》及《史記》等都有記載，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討論中，禹究竟是天神還是人王，大禹治水傳說是否可信，甚至中國歷史上的夏朝是否存在，都成學者懷疑和辨析的事。

青銅器銘文中有關禹的記載，舊見于兩件春秋時期青銅器，秦公簋記“鼏宅禹責（跡）”，齊侯镈記“處禹之堵”，僅此而已。2002年春，保利博物館從香港征集回歸一件西周青銅器—（圖2）公盨，銘文長達98字，開篇就說：“天令禹尃（敷）土、隓（墮）山、叡（浚）川?！便懳拇笠馐钦f上天命令禹用敷土、削平一些山崗的方法來堙填堵塞洪水，同時結合疏導河流的手段，治理水患。根據器形特征，（圖2）公盨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后段，其銘文所記，可以和傳世文獻對讀，證明《尚書·禹貢》《洪范》篇及《史記·夏本紀》中記載大禹治水事跡之可信，其絕非出于戰(zhàn)國時期人的臆造。同時對有關傳世文獻的成書年代，也提供了新的認識。

值得指出的是，（圖2）公盨銘文在敘述大禹治水事跡后，又謂：“廼（乃）奏（疇）方、埶（設）征（正），降民，監(jiān)德；廼（乃）自作配，鄉(xiāng)（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貴）唯德，民好明德，（圖3）（羞）在天下。”最后以“（圖2）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無）誨（悔）?！苯Y束。銘文大意是天為民立法立王，導民以德，禹是君王的典范；治民者應該有德于民，為民父母；因為天以德為貴，所以民喜好明德，則天下和順。其與《大戴禮記·五帝德》謂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薄渡袝ず榉丁分^：“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惫瓿啞蹲鸬铝x》謂：“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薄渡袝涡獭分^：“今往何監(jiān)，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以及《左傳·莊公三十二年》謂：“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jiān)其德也。”皆可對讀和互證。（圖2）公盨銘文全篇突出強調的是以“德”為中心的觀念，這是西周倫理思想的骨干，也是歷來被人們視作修身養(yǎng)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國安邦的根基，在今天仍不失為積極意義。

三

唐代大文學家韓愈，曾為浙江省衢州龍游縣的徐偃王廟撰寫碑文，指出衢州的居民多姓徐氏，為徐偃王之后。文中提到：“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蛟毁韧踔討?zhàn)，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幾研于會稽之水?！保ā夺橹菪熨韧鯊R碑》，載《韓昌黎全集》，世界書局，1935年）指出徐偃王被滅國后或是逃到浙江的“越城”即紹興。按韓愈所說徐偃王本人逃到浙江，其可能性不大，但謂徐被滅國后部分族人進入浙江之說或可成立。由于韓愈的“或曰”未注明出處，史籍也從無記載，因此這一有關徐國的佚史長期以來未受到史學界的關注。

1982年3月，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越國古都紹興市的坡塘獅子山，發(fā)掘了一座春秋時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銅器。三件銅器上鑄有銘文，其中一件鼎的器主為徐國殽尹“（圖4）”，另一件爐蓋記為“徐王之賓（？）”之器。通過對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分析，這是一座徐國貴族的墓，部分隨葬青銅器是徐人流亡到浙江以后所鑄。2003年春，紹興市區(qū)塔山旁某基建工地又出土了一件青銅甬鐘，上有鳥蟲書銘文，器主為“徐王旨后”之孫“自”。新近獲見的六件徐國鳥蟲書銘文青銅句鑃拓本資料，銘文記徐人首領“足俟”：“曰：余毋于曰王，毋化亡（圖5）（徐）之族（圖6）（圖7），四旨（稽）童（踵）戉（越）。”銘文大意是說：我不打算稱王，為了不致亡徐之族斷絕，四處稽考后決定追隨越國。這為徐人滅國后進入浙江的歷史提供了直接的可信證據。

徐國本是淮水流域的一個大國，史書及銅器銘文稱之為“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其故地在今江蘇省泗水一帶。西周穆王時，徐國強盛，徐君誕稱王，典籍稱“徐偃王”?！逗鬂h書·東夷傳》謂：“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由于徐人勢力擴張危及周王朝利益，引起周穆王恐懼，“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后來又進一步采取嚴厲打擊措施，討伐圍剿徐國，“穆王后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毙熨韧鯙榱诵靽傩盏陌参＃熘鲃臃艞壉鄙隙时姵吠?，以至國亡，故后世說他“偃王用仁義而喪其國”。周穆王死后，徐偃王之子徐宗又被周共王復封于彭城（今江蘇徐州），但國力已大不如前，由盛轉衰，直至春秋后期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被吳王闔閭滅國。

徐國的兩次亡國，迫使徐人南下，流亡他鄉(xiāng)，或開辟新地，或投靠友邦。浙江各地有許多與徐偃王有關的遺跡，就和這段史實有關。如嘉興有徐偃王廟、徐偃王墓（《至元嘉禾志》），鄞縣有徐偃王宅（《成化四明郡志》），舟山有徐城（《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黃巖有徐偃王古城（《輿地紀勝》），龍游有徐偃王祠（《明一統(tǒng)志》）等。又據《元和姓纂》載，浙江于潛縣（現并入杭州市臨安區(qū)）大姓徐氏，乃“（徐）偃王之后，為杭州望族”。上述這些記載雖有傳訛之嫌，而且所載的地方志又是較晚出的文獻，早期的史籍又沒有明確著錄，但這些傳說還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徐人勢力進入浙江的歷史事實。

我在考證紹興坡塘出土的徐國青銅器銘文時曾指出，聯系地方志記載的徐偃王傳說，郭沫若先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其名著《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提出的“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猶徐土”的看法，雖然不無猜測之辭，但確有先見之明。蒙文通先生對黃巖、舟山有徐偃王遺跡的材料也曾注意到，指出：“越州為古之越國，臺州為古之東甌，知徐當時亦兼有甌越之地?！保ā对绞穮部肌ぁ词酚洝ぴ绞兰摇笛a正》，人民出版社，1983年）兩位先生的看法無疑有一定的道理，需要修正的是，徐人入浙是投靠越國，并非兼有越地。新發(fā)現的鳥蟲書徐器句鑃銘文，繼浙江兩次出土徐國銅器后，再次證明徐人入浙的歷史事實。是“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相印證的極佳例子。

（本文主要參考了以下文獻：1.李學勤《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年2期；2.裘錫圭《史墻盤銘解釋》，《文物》1978年3期；3.李學勤《論（圖2）公盨及其重要意義》，載《（圖2）公盨—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保利藝術博物館編，線裝書局，2002年10月；4.裘錫圭《（圖2）公盨銘文考釋》，載同上；5.曹錦炎《紹興坡塘出土徐器銘文及相關問題》，《文物》1984年1期；6.曹錦炎《新見鳥蟲書句鑃銘文考釋—徐人入浙的新證據》，《中國文字》，2020年夏季號。）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0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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