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們一直在爭論，光看改革開放以后30多年來解釋中國未來，我想這看不清楚什么問題;加上1949年，甚至“五四”運動之前的近代歷史呢?我還是覺得看不清楚。我認為一定要把中國放在世界地圖來看，放到整個世界文明發(fā)展來看。我們一定不能把中國孤立來看，因為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
從一個文明的角度，怎么樣看中國的未來?未來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兩百年往哪個方向走?文明的方向基本上能把握住。從文明的視角來看，無論政黨也好，其他組織也好，能夠?qū)λ鼈儼盐盏帽容^正確一點、精確一點。文明的力量很難改變，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變化不是以五年、十年為基礎。我一直在反思怎么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現(xiàn)實，我們的文明怎么發(fā)展。
歷經(jīng)四個階段，包容使中國更強大
先講講我的思路。文明的角度是什么?我覺得現(xiàn)在是中國文明發(fā)展的第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中國文明基本價值形成時期，在公元前13世紀到公元2世紀基本上形成，這個時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爭鳴，就是中國本土產(chǎn)生的多種思想之間的對話，由對話而產(chǎn)生。
第二時期是公元3世紀到公元10世紀，佛教傳入對中國文明產(chǎn)生巨大的沖擊。中國文明與佛教之間的沖突不亞于現(xiàn)在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沖擊。佛教傳入以后，中國剛開始是拒絕，非常懷疑、猜疑，甚至發(fā)生暴力沖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達頂峰。唐朝是國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說是文明的崛起。
中國第三階段文明是公元11世紀到19世紀末。宋朝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就是“新儒學”開始。朱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對中國文明的貢獻和影響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學，重新把中國文明轉(zhuǎn)化成為一個主體，把佛教容納進來，真正吸納到中國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陽明心學，新儒學到了一個頂點。現(xiàn)在進入第四個階段，19世紀末西方文明進來，我們不說以前的傳教士這些活動，哪怕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到現(xiàn)在也有一百五六十年了。
如果從這四個階段的發(fā)展來看中國文明以后怎么走呢?我自己覺得可以看清楚一些。中國文明是一個學習文明，特點就是開放、包容、改進，不是通過拒絕使自己更強大，而是通過包容使自己更強大。宗教文明很難包容，因為宗教文明的基礎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質(zhì)。中國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我們現(xiàn)在講文明對話，經(jīng)常不能把握這個特點。最近在博鰲論壇上提倡要進行亞洲文明對話，我覺得要對話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質(zhì)性問題，否則沒辦法去深刻對話。
當今中國仍然要以中學為主、西學為次
中國文明第一個階段是中國內(nèi)部各種思想之間的對話，我認為韓非子是一個頂點。第二個階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對話，但佛教文明是主體地位，中國文明處次要地位。到朱熹的第 三個階段，中國文明再次成為主體。
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這個時代類似宋朝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著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應當思考怎么樣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們的文明里來。這個是老問題，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先生曾經(jīng)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觀點。這也是近代以來一直所爭論的。李澤厚先生那個時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他認為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體，中學為用。但我自己覺得，從亞洲四小龍的經(jīng)驗來看，文明的對話必須像朱熹那個時代一樣，中學為主，佛學為次，就是說今天仍然要以中學為主、西學為次。還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覺得，如果意識到佛教在中國的演變過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進來以后的歷程。我們已經(jīng)到了新的時代，這是今天的大背景。
西方看中國：停留在“亞里士多德”時代
講到中西之間的關(guān)系，首先要梳理亞洲價值觀。“亞洲”這個概念不是我們亞洲人自己發(fā)明的，是西方給我們的。他們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國論，但我覺得，西方也是一個西方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沒什么大的忌諱。
我發(fā)現(xiàn)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時候西方人已經(jīng)開始談論東方了。有意思的是，因為希臘文明東邊就是波斯文明，他們就把波斯稱為東方，波斯以東的都叫東方。他們以這個區(qū)分世界。東方分為近東、中東，我們這里是遠東。我覺得這是西方人犯的錯，他們把整個東方等同成同樣一個文明，把中國稱為東方主義就是在這樣一個錯誤基礎之上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以儒家為核心的文明與波斯文明是不一樣的，沒有區(qū)分來看。我認為西方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到現(xiàn)在的中國定位沒有任何大的變化。
真正把中國古代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化和概念化的是三個德國人。第一個是卡爾?馬克思，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第二個是馬克斯?韋伯，第三個是卡爾?維特佛克，是20世紀50年代耶魯大學的教授。
這三個人非常有名氣，西方所有對中國的看法從這三個人身上來看是最系統(tǒng)化的。文藝復興開始到啟蒙運動，他們都會談到中國，但是還沒有系統(tǒng)化。直到馬克思第一個談亞洲，從物質(zhì)層面來分析東方專制主義。他認為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是個專制的生產(chǎn)方式，這是第一次對東方主義的概念化，當然還包括了印度。第二個是馬克斯?韋伯，從宗教和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專制主義。第三個人是從兩者的綜合，他把中國稱為水利社會。這三個人的觀點是現(xiàn)在西方看中國的理論基礎。我們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也好，20世紀80年代被翻譯成全能主義，都離不開這三個德國人。
我覺得，他們非常致命的錯誤就是延續(xù)了從西方古希臘開始的東方專制主義。我今天講怎么塑造軟力量，但這三個人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要塑造中國的軟力量，就必須在講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要講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講中國的故事就永遠達不到目的。亞里士多德講他的政治學，是把古希臘各種政治制度比較得非常透，把它們概念化、理論化，成為經(jīng)典著作。這三位德國人也是這樣的。
亞洲價值觀，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回應
東方專制主義一直延續(xù)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直到20世紀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亞洲價值觀。當時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學者都找來了，研究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遭到西方的圍攻。不僅如此，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亞洲價值觀也開始遭到亞洲一些開始民主化國家的批評。
我自己覺得亞洲價值觀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F(xiàn)在中國崛起了，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我覺得，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中國現(xiàn)在改變不了西方。中國現(xiàn)在講自己的中國模式，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國的一些政治人物實際上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了，中國對西方的真正威脅不在于中國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也不在于中國的經(jīng)濟力量有多強大，中國如果對西方能夠有威脅的話，就是中國這套體制所代表的價值。我剛才說到西方怎么回應亞洲價值觀，無論是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之間的爭論，還是近年來對中國模式的爭論都很有意思。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中國模式、中國發(fā)展經(jīng)驗放在亞洲價值觀這樣一個背景里來談。我相信中國模式是亞洲中東亞模式的一部分。
東亞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鮮半島、日本、越南、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或地區(qū)，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們的成功確實跟西方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它們不是拒絕西方，而是像中國文明一樣，包容了西方。它們在把西方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同時不是把自己變成西方。一旦變成西方就會犯錯誤，日本犯了錯誤，韓國沒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選舉上采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機制都是符合自己特點的體制。我自己對新加坡比較了解，覺得完全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一個做法，西方的東西都是作為工具來用，價值還是自己的。
塑造中國價值要找到三個傳統(tǒng)
中國下一階段還是需要根據(jù)亞洲價值觀的開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進來，把這一價值觀體現(xiàn)在一套制度上。
從政治上說也不復雜，把中國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結(jié)合起來就行了。經(jīng)濟上也是這樣，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存在幾千年了，但要和民營企業(yè)之間的關(guān)系處理好，要把社會保護好。實際上，中國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們要承認這些東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個文明都是共享價值和核心價值兩者的統(tǒng)一。
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價值，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為他們都是人類社會，他們之間也具有共享價值?，F(xiàn)在我們提倡的一些價值觀，老百姓很難理會，因為一些是在現(xiàn)實中找不到的東西。我們要把社會上已經(jīng)有的東西找出來，這樣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還是找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的東西把它們作為核心價值，不要找沒有的東西;沒有的東西，沒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塑造中國價值有三個傳統(tǒng)，有幾千年的大傳統(tǒng)、近代以來的中傳統(tǒng)、改革以來的小傳統(tǒng)，加上全球化。我覺得知識分子應該有知識的擔當，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識體系。西方的媒體很強大，但媒體只是一個技術(shù)和形式的東西。西方媒體強大是因為它背后有一套知識體系，媒體只是把這個體系傳播出來。西方媒體的強不是傳播技術(shù)的強，是它后面知識體系的強。我們現(xiàn)在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從經(jīng)驗上說，我們是有的，但是現(xiàn)在沒有人做。
我們要有擔當，把這件大事情做起來，這樣中國才能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崛起。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