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銘心》書封。
“我最大的幸運其實是很喜歡寫，而且一直沉溺在寫作中。”作家葉兆言已步入花甲之年，他說只要正常寫作，吃飯也香，睡眠也好，要是不寫點什么，就什么都不好了。他的長篇小說新作《刻骨銘心》近日面世，這是他堅持幾十年寫作的又一次收獲。但他懇切地說：“我從不過高估計自己，每一次寫作，我都把它當作對以往作品的拯救。”
談新作
人物家國情懷“刻骨銘心”
談及新作，葉兆言表示，《刻骨銘心》雖有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背景，然而其意不在寫歷史，而是寫“人”，寫人的生活、情感、命運，痛與愛，失意或歡欣。那個年代，軍閥混戰(zhàn)，日軍侵華，南京則處于這一切的風口浪尖上，各種人物在那個特殊年代都經(jīng)歷了刻骨銘心的人生，主人公紹彭更從一個富家子弟成長為一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
這部小說初稿2017年首發(fā)于《鐘山》雜志，此后葉兆言對書稿進行了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爾》等章節(jié)段落約1萬字，濃墨重寫了日軍侵華時南京城的慘烈氛圍，具有濃重的家國情懷。“這里面的故事早就有了，一直沒有寫。”葉兆言透露，直到有一天看到“刻骨銘心”這幾個字，他突然意識到似乎找到了一根繩子可以把那些散落的珠子穿起來，而那些故事正是“珠子”。
新作也包含了葉兆言的不少新嘗試。他特意選擇了一個冗長的開頭，寫了兩個非常簡單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個女孩的故事，說的是人類有可能面臨無性的痛苦;第二個故事講一個人突然失去語言、無法表達的痛，看起來和后面的情節(jié)發(fā)展并無關聯(lián)。葉兆言揭秘道，他特別喜歡契訶夫的《海鷗》，該作有一個很倉促的結尾。“所以我寫這本書時，就想寫個冗長的開頭，還特意選擇了一個倉促的結尾，這是一種技巧，也是在向《海鷗》致敬。”
小說中有嘗試，更離不開多年的積累。上世紀80年代，葉兆言在南京大學讀中文系，“當時南京大學的風氣是，至少三年你別寫，就是老老實實地讀。”那幾年，他整天泡在圖書館，也熟悉了老的文學刊物和報紙，就像《刻骨銘心》中寫到的一些廣告細節(jié)，就是其當年看老報紙登載的廣告，覺得十分有趣，隨手抄下來的。
談創(chuàng)作
自己為人謹慎為文放蕩
在文學評論家潘凱雄看來，葉兆言不屬于能快速圈粉的那類作家，屬于要慢慢品的作家。文學評論家賀紹俊也發(fā)覺，葉兆言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從不跟著某種潮流、某種力量走，而不少作家確實是隨潮流、跟市場或借海外漢學家而走紅的。
葉兆言如此回應道，“我有一個基本原則，如果屬于某一個流派其實是很糟糕的，寫作者應該特別清醒地認識到，要成為一個單數(shù)。”事實上，他一直在要求自己，不要以“你們、我們、他們”等團伙的形式出現(xiàn)，而是以“你、我、他”的個人形象出現(xiàn)。
上世紀80年代末，葉兆言以中篇小說《棗樹的故事》和“夜泊秦淮”系列一鳴驚人。談及舊作，他說，《棗樹的故事》不斷被退稿，自己也不斷修改，于是就有很多風格雜糅其中。他還揭秘道，自己在寫”夜泊秦淮”系列時，其實有反諷和調侃意圖，“我當年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生，看了很多過去時代的小說，看出很多毛病，所以想戲仿、‘調戲’一下那些寫作。”葉兆言坦言，他寫歷史小說之時，正是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大行其道之時，他于是想寫和傷痕文學、尋根文學不一樣的東西，“別人要尋根的話，我還不如把‘根’拿出來，嘲笑一番。”
葉兆言喜歡放開了寫，想寫歷史就寫歷史，想寫現(xiàn)實就寫現(xiàn)實，從不擔心寫壞掉了。但是“為文放蕩”，也讓他在文壇上的地位變得尷尬起來，什么流派都會參與其中，“談到先鋒派會談到我，談到新寫實主義會提我，談到新歷史主義還會提到我。”
談南京
透過南京這扇窗看中國史
南京近現(xiàn)代的百年歷史，是葉兆言一個重要的寫作資源，他自己也承認，起碼有一半的小說寫到了南京。有人于是評價，他用文字占有了一座城市，而葉兆言表示，他想跳出本土、跳出南京，但其實很難。
早在上世紀90年代，葉兆言寫過一本“南京人”系列。書中他曾提出一個觀點，被很多人不斷地引用。“我說，北京人愛做官，上海人愛賺錢，南京人什么都做不了，我們就做學問。”在書里，他還煞有介事地說這句話是引用自一位民國老先生。但葉兆言透露，其實并沒有這號人，“我覺得這是文學的一個基本態(tài)度，我編的這個故事是代表了自己的一種希望，希望南京人能夠這樣，更希望中國人都能這樣。”
正在寫作中的《南京傳》長達20多萬字，葉兆言解釋，他寫“南京人”系列時就有過念頭，“能不能通過南京這扇窗戶，來把中國的歷史說一遍?”他坦言，這次是從各個不同時期的南京來看中國歷史，目前這部作品開始收尾。
“我整個人命很賤，生命不息，寫作不止。”葉兆言說，寫完《南京傳》，他還會把停滯了許久的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寫作，再延續(xù)下去。“我祖父(葉圣陶)和我父親(葉至誠)都熱愛寫作，但是他們都是業(yè)余作家，一生中只能拿出百分之幾的精力來寫作。”他感慨，和他們相比，自己可以全力以赴地寫作，95%以上的精力都用在寫作上了。“那我為什么不惜福?一個作家特別脆弱，政治、經(jīng)濟、健康、名利等等原因都會影響寫作，在過去一百年中，能讓一個作家安安心心坐在桌子前寫作的時間，太少了。”他認為，既然自己獲得了寫作的機會，就應該認真地寫，“住更大的房子，配兩個女秘書，都解決不了寫作的問題，作品寫不好，就是自己沒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