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茶人朋友，一進茶室，就像變了個人似的，立時就雅，舉手投足都雅了起來，說話細聲細氣的，如幽谷之蘭芷，如出林的黃鶯，跟我說，茶人喝茶，得講究雅，要心存雅意，腹有雅興，口吐雅言，眼見雅態(tài)，鼻聞雅息，舌嘗雅味，身感雅趣。我無言以對，只好假充莊子口氣說，是啊，雅而又雅，是謂至雅，是為真雅，是乃大人之雅，非俗人所知也。

喝茶要雅，不能俗，是古來雅士的教誨，千萬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任性從事。蔡襄在《茶錄》里說，茶有真香，不可夾雜珍果香草之類，否則就違背了茶的本性。他的說法，與陸羽一脈相承，是唐宋文人雅士發(fā)揚的飲茶雅趣。陸羽《茶經(jīng)·六之飲》：“或用蔥、姜、棗、橘皮、茱萸、薄荷等，煮之百沸?；驌P令滑，或煮去沫。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xí)俗不已。”陸羽的感慨是，俗人喝茶，喜歡在茶湯里加果加料加香，簡直是喝溝渠的污水，然而，世俗的喝法偏偏如此，不肯改變。

陸羽講究的茶道，似乎只有雅士肯聽。一般人大概覺得，我又不是茶人，口渴了，想喝口茶，何必那么講究，那么麻煩?陸羽也好，蔡襄也好，說者自說，道理歸你，我口渴我喝茶，怎么喝我決定，你管得了嗎?蘇轍寫給蘇東坡的一首詩里，就提到北方人不懂飲茶，習(xí)慣粗俗，與雅士們發(fā)展出的精致品賞不同：“君不見，閩中茶品天下高，傾身事茶不知勞。又不見，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姜夸滿口。”其實，這種北方俚俗的喝茶方法，并不限于北方，在南方的市井通衢，一般人飲茶，也經(jīng)常如此。吳自牧的《夢粱錄》說，宋代城市茶館業(yè)興隆，在南宋臨安(今杭州)的茶館里，不但賣各種奇茶異湯，到冬天還賣“七寶擂茶”。

關(guān)于奇茶異湯，南宋趙希鵠的《調(diào)燮類編》，說到各種茶品，可以用花拌茶，“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至于“七寶擂茶”，明初朱權(quán)的《臞仙神隱》書中記有“擂茶”一條。是將芽茶用湯水浸軟，同炒熟的芝麻一起擂細。加入川椒末、鹽、酥油餅，再擂勻。假如太干，就加添茶湯。假如沒有油餅，就斟酌代以干面。入鍋煎熟，再隨意加上栗子片、松子仁、胡桃仁之類。明代日用類書《多能鄙事》也有同樣的記載。可見一般老百姓喝茶，根本不管雅不雅，完全不聽陸羽苦口婆心的教訓(xùn)，反倒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再看看元代忽思慧的《飲膳正要》(成書于公元1330年)，可知民間喝茶真是五花八門：如枸杞茶，是茶末與枸杞末，入酥油調(diào)勻;玉磨茶，是用上等紫荀茶，拌和蘇門炒米，勻入玉磨內(nèi)磨成;簽茶，是攪入酥油，用沸水點泡。這一類喝法，溯源起來，一定不會晚于陸羽的時代，經(jīng)歷了唐宋元明，在民間流行，特別再有契丹、女真、蒙古等塞外民族的加持，一直流傳下來。讀一讀《金瓶梅詞話》，就可發(fā)現(xiàn)，加料潑鹵的飲茶法，到了明代中晚期，仍是北方大眾的日常飲茶方式。

《金瓶梅詞話》以明代中期山東地區(qū)為背景，呈現(xiàn)的社會生活細節(jié)極其詳盡，寫西門慶周遭的飲食習(xí)慣，就提到各種加果加料的喝茶方式，仔細瞧瞧，就有：胡桃松子泡茶、福仁泡茶、蜜餞金橙子泡茶、鹽筍芝麻木樨泡茶、梅桂潑鹵瓜仁泡茶、木樨金橙茶、榛松泡茶、木樨芝麻熏筍泡茶、木樨青豆泡茶、胡桃夾鹽筍泡茶、熏豆子撒的茶、咸櫻桃泡茶、八寶青豆木樨泡茶、瓜仁栗絲鹽筍芝麻玫瑰香茶、姜茶、土豆泡茶、芫荽芝麻茶，不一而足。由此可以推想，《金瓶梅詞話》里的人物在泡茶之時，隨興加入佐料，不管咸甜酸澀，多多益善。最匪夷所思的一道茶，是“芝麻鹽筍栗絲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鹵六安雀舌芽茶”，簡直像是打翻了雜貨鋪與干果店的貨架，澆鹵加料到了不可復(fù)加也不知所云的地步。

與《金瓶梅詞話》同一個時代的蘇州雅士，對這種北方飲茶加果加料的方式，大不以為然。錢椿年、顧元慶的《茶譜》(嘉靖期間成書)表達得十分具體而且詳細：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雜之。奪其香者，松子、柑橙、杏仁、蓮心、木香、梅花、茉莉、薔薇、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牛乳、番桃、荔枝、圓眼、水梨、枇杷之類是也。本其色者，柿餅、膠棗、火桃、楊梅、橙橘之類者是也。凡飲佳茶，去果方覺清絕，雜之則無辨矣。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棗仁，菱米、欖仁、栗子、雞頭、銀杏、山藥、筍干、芝麻、莒蒿、萵苣、芹菜之類精制，或可用也。

對照《金瓶梅詞話》所列果香，有不少都是品茗大忌，但也有一些是雅士們勉強可以接受的，如核桃、榛子、瓜仁等等。

在明清時代的浙江民間，還沿襲南宋杭州茶肆的“七寶擂茶”方式，有“果子茶”“高茶”“原汁茶”等名目。一直到今天，浙江鄉(xiāng)下還喝“青豆子茶”“熏豆子茶”，其中除了熏過的青豆，也會隨機加料，以饗貴客。18世紀茹敦和的《越言釋》對這種里俗喝茶方式十分不滿，說：“此極殺風(fēng)景事，然里俗以此為恭敬，斷不可少。”他批評浙江人好用紅姜片子、蓮菂、榛仁、龍眼，“雜用果色，盈杯溢盞，略以甌茶注之，謂之果子茶”，甚至“盛筵貴客，累果高至尺余，又復(fù)雕鸞刻鳳，綴綠攢紅，以為之飾。一茶之值，乃至數(shù)金，謂之高茶，可觀而不可食。”

在講究風(fēng)雅的茶人眼中，明前龍井澆上玫瑰鹵，碧螺春摻入紅糖姜汁，似乎是焚琴煮鶴，大殺風(fēng)景。然而，民間習(xí)俗如此，文人雅士其奈我何!

(作者：鄭培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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