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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湯洪（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晚清七十年，中西文化在激烈碰撞中相互借鑒、吸收和融合。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之下，20世紀上半葉的楚辭研究在承繼傳統(tǒng)中不斷嬗變與現(xiàn)代轉(zhuǎn)型，開啟了全新研究方法和視角，一直影響至今，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即引入歷史唯物主義時代新精神，呈現(xiàn)出與前代迥然不同的時代氣象，從而開創(chuàng)別具一格的屈原新形象。

1946年以前，郭沫若已有《屈原的存在》《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藝術(shù)與思想》《〈離騷〉今言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屈原時代》《關于屈原》《革命詩人屈原》《蒲劍·龍船·鯉幟》《屈原考》《屈原思想》《〈屈原〉與〈厘亞王〉》《屈原·招魂·天問·九歌》《屈原——五幕史劇及其他》《屈原的悲哀》《今屈原》《屈原不會是弄臣》以及詩劇《湘累》、話劇《屈原》等系列屈原研究及創(chuàng)作?！肚芯俊芬粫谴饲扒芯侩A段性成果匯編，由群益出版社于1946年7月出版，全書由《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時代》《屈原思想》等三篇論文組成，另附《離騷今譯》。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開篇即定調(diào)“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的詩人要推數(shù)屈原”。郭沫若此一論斷，旨在批駁“竟連屈原的存在都有人要加以否認”的廖季平、胡適等人的言論。廖季平“‘帝高陽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以及胡適“《屈原賈生傳》尤其不可靠”等論調(diào)在“五四”前后頗有市場。郭沫若逐條駁斥胡適所舉《屈原列傳》五個疑點，并引用文獻，證明屈原是確有其人，認為《屈原傳》在細節(jié)上縱使有疏失和為后人所竄改的地方，而在大體上是不能推倒的，表現(xiàn)出不隨從“屈原否定論”的鮮明態(tài)度?！肚硎兰捌渥髌贰穱@屈原的存在，還考訂了屈原的生卒年月日、家世和故鄉(xiāng)等問題。郭沫若考訂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正月初七，卒于公元前278年（楚襄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屈原是活上了62歲的人”。郭沫若從“女嬃”入手考訂屈原故鄉(xiāng)，提出“女嬃不應該是屈原的姊或妹”“女嬃可以解為屈原的侍女，嬋媛為其名”“秭歸的‘歸’字是古歸子國的孑遺”“他的氣魄的宏偉、端直而又娓婉，他的文辭的雄渾、奇特而又清麗，恐怕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響”等觀點。

屈原生活的時代，“其他的人大概都是在理智方面發(fā)展的散文家，而他自己雖然也是一位政治家，但同時是在感情方面發(fā)展的純粹的詩人。秦以前的詩人有詩集存在于世的就只有他一個”，因此《屈原身世及其作品》進而討論屈原的作品，郭沫若重點考辨了王逸所列25篇作品的作者及寫作年代等問題。他認為“《離騷》是屈原在襄王時真正放逐后的東西，是屈原的最晚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最成熟的作品”，從而認可游國恩“離騷”為“牢騷”的訓解?！毒鸥琛肥徽?，“《九歌》和《九辯》一樣并不是數(shù)目有九”，郭沫若認為《九歌》是屈原早年得志的作品，“《天問》這篇要算空前絕后的第一等奇文字”，《九章》的命名“并不是屈原所自行賦與的名字”，非必出于一時之言?！堕夙灐贰白鞯米钤纭保捌溆喟似獨庀蠛透裾{(diào)都迥然不同，都是在襄王時被放逐以后作的”?！侗仫L》“最為悲憤”，是屈原初遭放逐時感情最激烈的時候所作。《惜誦》《抽思》《思美人》“是悲憤稍稍平淡了，由追憶的情懷所蕩漾出來的東西”。《哀郢》《涉江》《懷沙》《惜往日》作于江南以后。《遠游》《卜居》《漁父》三篇并不是屈原所作，《遠游》可能就是《大人賦》的初稿，《卜居》《漁父》當是宋玉、景差之徒所作，《招魂》“是為追悼楚懷王而作”。由此，郭沫若認為屈原作品可以分為三期。第一期“《橘頌》《九歌》最早”，大抵作于楚懷王時，是40歲以前的作品?！墩谢辍纷饔诔淹跛罆r，是襄王三年，屈原46歲時所作；第二期《悲回風》《惜誦》《抽思》《思美人》《天問》作于50歲以后至62歲被放逐在漢北的十一二年中；第三期《哀郢》《涉江》《離騷》《懷沙》《惜往日》作于62歲時二、三、四、五的幾個月之間，“是詩人精神的最后一次強烈的燃燒”。在討論作品的同時，郭沫若還提出不少新見，皆有極大啟發(fā)意義。如贊同孔廣森釋“兮”為“阿”，讀“也”為“呀”，從而得出《楚辭》就是當時的白話，這不是屈原的獨創(chuàng)，只是屈原用“兮”和“些”更多。再如認為《楚辭》的“亂曰”本來為“辭曰”，也是《楚辭》的“辭”命名之所由來。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繼續(xù)考察屈原作品思想的來源，并給予楚辭以熱情頌揚。郭沫若認為“同是由殷人所創(chuàng)出來的文化，在殷朝滅后分為了兩大枝，一枝在周人手下在北部發(fā)展，一枝在徐、楚人手下在南方發(fā)展”，由此可見屈原思想的淵源。屈原使用當時的方言，即白話為最多，詩歌發(fā)展到楚辭，“便是有意識地成就了一番偉大的革命”，七言、六言、五言或長短句，后來屈原大膽嘗試，他利用了自成天籟的歌謠體“把臺閣體的四言格調(diào)打破了”，屈原無疑“是最偉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話詩人”。楚辭的富于超現(xiàn)實，乃至南方思想家之富于超現(xiàn)實性，郭沫若認為“都是殷人的宗教性質(zhì)的嫡傳”，這是楚國人和屈原超現(xiàn)實的思想的來歷，但是，屈原對此是持懷疑的態(tài)度，這種懷疑和超現(xiàn)實的矛盾，正表明屈原“是藝術(shù)家而非思想家”，這也是他終于自殺的必然結(jié)論。屈原在倫理思想的實踐上深受儒家影響，因而屈原的作品和行為都告白著他是一位愛國者，“他的根本的心事是期其君為堯、舜而自許以皋陶，他是想把楚國來統(tǒng)一天下的”，“他的不甘心也就是楚人的不甘心，由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憤的文辭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特別愛他的辭，特別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辭與死而增漲了民族的義憤”，“由楚所產(chǎn)生出的屈原，由區(qū)域所產(chǎn)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tǒng)一著的”。

郭沫若屈原研究最富創(chuàng)造性的進境是在《屈原時代》中關于西周、春秋、戰(zhàn)國的深層解析。郭沫若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在殷代滅后，中國的社會曾經(jīng)歷過幾百年的奴隸制度”，“直到西周乃至春秋時代是奴隸制，對于自春秋末年以來至嬴秦統(tǒng)一天下為止的三百年間，中國文化的那個燦然的黃金時代，在社會史上的意義便可迎刃而解。那個黃金時代的意義不外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zhuǎn)移之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反應。屈原是生于這個時代的后半期的人，他和他的作品之社會史上的意義也就和浮雕一樣呈現(xiàn)了出來?！鼻畹臅r代，北方奴隸解放運動和其意識上的新銳革命思潮已經(jīng)蕩到南方，屈原的思想自然受著儒家的影響。但是，屈原在詩域以外的現(xiàn)實世界卻沒有力量來領導民眾和時代，這正是他悲劇的根源所在。

《屈原思想》塑造了一個全新的屈原形象。郭沫若認為“屈原的世界觀是前進的，革命的，而他的方法——作為詩人在構(gòu)想與遣詞上的技術(shù)——卻不免有些保守的傾向”，為了證明這一論斷，郭沫若從古代社會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展視角，認為春秋戰(zhàn)國時代進行了一次大變革，“文字逐漸語體化，大眾化，在這時，的確是有一個文學上的大革命”，社會變革在政治思想領域使德政思想成為潮流，催生中國大統(tǒng)一。郭沫若認為檢討屈原的思想應該置屈原于這個時代變革的末期，“屈原是深深把握著了他的時代精神的人，尊崇賢能，企圖以德政作中國之大一統(tǒng)，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徹底的身體力行的人，這就是他的義。像他這樣大仁大義的人物，我覺得實在是可以‘參天地’”，因而屈原眷愛楚國不完全是因父母之邦或是迷戀舊時代。屈原所稱道的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伯夷、伊尹、皋陶、彭咸，正符合儒家特別是孔孟的古史觀，這正充分表現(xiàn)了屈原的革命性和前進的精神，屈原“主張德政，主張選賢舉能，主張大一統(tǒng)，他根本沒有拘泥于楚國一個小圈子里面的傳統(tǒng)”，郭沫若此后又探析了屈原儒家思想的來源，并認為“他在思想上盡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現(xiàn)實主義的儒者，而在藝術(shù)上卻是一位南方的浪漫主義的詩人”，屈原的作品則借著詩歌形式上的革命，表達他“南方的儒者”思想，但是屈原的“有意無意地不能將舊有的生活習慣完全擺脫，便是思想是前進的，而方法則不免仍有多少限制”，至于屈原自殺的原因，郭沫若則認為“是由于他的理想和楚國當時的現(xiàn)實相隔太遠，不能不使他失望，因而他便只好演出一幕殉道者的悲劇了”。

郭沫若屈原研究貫注了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以及抗日救亡運動的時代特色和革命精神，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綱，在宏闊的歷史視野中，運用精細的考證，使用詩人奔放的語言，為我們展現(xiàn)屈原所生活的歷史遠景和近景，在屈原研究史上，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愛國者和前進改革家光輝形象，從而使屈原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時也為我們還原了一個語言文學劃時代的創(chuàng)新者、革命者以及人民詩人、民族詩人形象，從而開拓了屈原研究方法。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12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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